不过，即便是秘密处决，它仍然有别于民间帮派私斗，因为毕竟是向最高权威请示之后方才执行的国家意志。
第三，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生活不多加干预，而是采取宽容态度。西方国家尤其强调诚信，而且许多规则都规定有关信用的要求。
国家的宽容，就是允许社会自治，不是包办社会的一切活动。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层面，西方国家看起来比较重视私权。但是在当时，有些人住在城市里，新兴城市出现了，标志便是自由贸易。市民社会就是私权社会，因为它调整的是私人间的关系，虽然私人从广义上讲包含法人。在罗马国家，如果自由民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三次欠债不还，可以从自由民贬为奴隶，可见自由权是很重要的。
什么是契约?两个人平等的交易就是契约，这种交易要做到意思自治、公平、诚信。为什么?大家想想看，中国几千年来都不是依法治国，即使有法律也只是以公法为核心，以惩治而不是以协商为中心。晚清以来，无数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共和理想、建设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复辟而抛头颅、洒热血。
当主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国家承认时，它就具有了合法性，从而表现为 普遍的权利。不顾社会所固有的规则，个人就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也就等于丧失了自由。古希腊思想家认为 美是和谐的比例，数是比例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表现为某种恰当的数的比例关系。罗马法对自由权下的定义是: ‘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者是为自由。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形成了西方法治文化传统。以自由权利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已经不再仅仅是主体的意志，同时也是国家的意志。
我国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制定的新中国 《宪法》，均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重要内容。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管仲说: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韩非子·忠孝》) 董仲舒更是把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礼纬·含文嘉》) 宣布为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这种政治模式的精髓是政治对话与协商，它是保证不同群体、阶层、集团平等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法律主张，并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机制。
这种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些年，联合国积极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设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权利负面清单制度，认定国家机关和公权力部门 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 法无禁止则自由，这是国家治理中对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必将极大地推动法治的自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罗伯斯比尔说: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一旦我们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就会否定至善无瑕的 先知、 超人、 圣杰的存在，人治或贤人政治的主张就没有任何理论根据。它以承认和保护个人自由为前提，把自由置于社会的普遍利益之中，使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三统一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载体。在人治化的治理中，在重大决策事项上，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看起来决策效率很高，但由于个人的见识、智慧和能力毕竟有限，这种决策方式很容易出错，甚至在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且往往难以自我纠正。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5卷第4期。机会公平也称作机会平等。[16]138黑格尔也认为: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
没有这样的秩序，不仅人们的公共性活动不可能正常进行，连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都得不到保护。在他们看来，法治的精髓在于程序，由于司法是基于自然正义而客观地形成的一套民主、公正、理智的程序，同非理智的、专断的政治和行政决策形成鲜明的对照，是故司法更能代表法治。
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 年。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公正合理的程序包括时间、空间、过程等要素。
对话的实质不仅仅是在意义层面上进行交流，而且是对话各方通过互动进行意义的重新建构。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对治国理政活动的监督权，拓宽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渠道，推进监督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当前，我国有相当多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和困难群众子女享受不到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接受平等教育，这必将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在未来社会生存和竞争的能力，形成新的社会不公。相比之下，我国民众对待规则的态度却令人深感惭愧和羞辱。
如商鞅认为: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说明依法独立公正司法的外部环境很差，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受到不应有的干扰。
主张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要建立民主、科学、公正、高效的执法程序，保证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执法权力; 要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申诉、行政赔偿制度，使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
[24] 作为法治的生命线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自然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底蕴。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分深刻地作出了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断，并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政府官员一定要懂得，只有政府认真对待人权和公民权利，人民才会认真对待政府、法律和秩序，良性的官民关系与和谐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不仅要切实保证当代人的机会公平，而且应当关注和保证后代人机会公平。
[32]180马克斯·韦伯、马克思也都把理性作为解释法律概念和法律观的关键词。规则文化的形成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28]在 2014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维护公平正义是司法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当然，在现代法哲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理性并不仅仅意味着法治要合乎认知理性，更重要的是合乎道德理性、价值理性; 法治不仅要合乎真理，还要合乎情理; 不仅要合乎私理、私人理性，更要合乎公理、公共理性 ( 法律中的正义、平等、自由、人权、道德价值等)。
因此，真正的自由是不断由意志自由转化为行动自由的一系列过程。总之，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贫富差异，法律上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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